因此，本院同意巴伐利亚宪法法院的表述：‘一个宪法条款并不因其是宪法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无效的，这在概念上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名字在社会公共管理中频繁使用到，所以，中国人选取西洋式名字，必定会给社会公共秩序带来一定的困扰。姓名文字与读音会意有不可分之关系，读音会意不雅，自属上开法条所称得申请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
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日本。准此，规范姓名登记的法律，理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20]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受此行政管制本位文化影响，一些姓名登记申请人甚至都将公安机关的姓名登记视为行政许可行为，如青岛江子文起诉当地派出所，要求它履行更改姓名登记的法定职责，理由是被告所依据的《青岛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工作规范》和山东户口管理意见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7条的规定，[21]被告据此拒绝为他办理姓名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作为规范姓名登记的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它们显然难以满足我国当代社会的需要。1.称姓变更登记 称姓变更登记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由父母离婚再婚等原因导致的未成年人称姓变更和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称姓变更，后者包括在父姓与母姓之间的变更以及变更为第三姓。
各地公安机关有关姓名登记的文件在规范位阶上还低于地方政府规章，它们对姓名登记予以种种限权性规定，无疑违背此等立法法的权利保障精神。[26]在立法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七五宪法正是全国人大以修改五四宪法的名义终结了妥协的五四宪法，选择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施密特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实定宪法作为政治决断，反映的正是这种政治意志。我国历届全国人大并非都是制宪机关，四次对宪法的批准和颁布并非都是制定宪法。但这只是成文宪法保持其最高法律效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比这更重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实定宪法必须是明确的、稳定的。具体来说，作为具体政治决断的实定宪法，若要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它就要尽可能避免形式妥协，避免回避决断、或者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来延缓决断的做出，更不允许随意修改政治决断。
[60]同注[10]，第103-104页。与七五宪法相比较，现行宪法的颁布当然比较接近对成文宪法的重新制定，但是七五宪法不具有正当性，不能作为现行宪法的参照物，因而自然不能将现行宪法视为一次越权修宪或制定成文宪法的产物。
判断是否发生了修宪，表面上的标准是修改了多少，是不是对个别宪法规范的修改。[37]一切权力都在法律之下，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它恰好与成文宪法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五四宪法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我国当时并未完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就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其实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种逻辑不能照搬到立法领域里，每届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不受前一届全国人大立法的限制。
这种几乎不受成文宪法限制的最高权力，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25]施密特认为：人民的意志表达很容易遭到误解、曲解和篡改。因此，成文宪法享有最高权威，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要求一切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处于成文宪法的框架内。单独秘密投票往往不包含实质性的决断内容，不宜将全民公投作为主权者直接表达制宪意志的组织形式。
人民不能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废除现行宪法。最突出的是修宪机关超越修宪权限变更甚至废除已有的实定宪法，比如就我国而言，全国人大有权力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吗？除了修宪的界限之外，还涉及到人民是否有权重新制宪的问题。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使宪法学者们注意到宪法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特别是注意到宪法必须控制所有国家权力。可以通过人大维护权力的必要分立、制约，也可以通过人大取消检察机关，人大制度的作用取决于治理模式的选择。
但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七五宪法的第二项决断是没有实效性的，全国人大在1975年没有制宪机关所应具有的政治权威，它一厢情愿地表达了不符合制宪权意志的、虚假的实定宪法。五四宪法演变至现行宪法的过程，正是进一步补充和稳定实定宪法的过程。[59]由此可知，虽然施密特表面上承认人民制宪权是常在的，但是由于他否认人民制宪权可以直接表达制宪权意志的内容，而经过组织形成的民意又只能作为主权者意志的表征。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也不意味着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此结束了，因为社会主义原则始终保持着有效性，此处仅举个别例子以作为社会主义原则这一实定宪法的反映。在成文宪法制的制度环境下，宪法文本上所有的最高（哪怕是第2条的人民）都应当做相对意义上的解读。我国1975年、1978年的修宪就是如此。
[5]从现行宪法颁布至2000年前后，学界几乎都不否认全国人大就是我国的制宪机关。[29]人民的制宪意志只能靠行动来证明。
[40]与五四宪法相比，《共同纲领》所反映的实定宪法并不清楚，它只能被视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文件。在此要证明的是，全国人大在1975年至1982年的三次批准宪法，都不是在制定成文宪法。
[1]张友渔、肖蔚云也在1984年撰文认为全国人大就是制宪机关。有学者对比《共同纲领》与后来的五四宪法的内容，发现《共同纲领》的纲领性大于宪法性。
彭真将1954、1975、1978年颁布宪法的行为视为制宪，这表明其认为全国人大就是我国制宪机关，而且是常在的制宪机关。在这方面，童之伟是区分第一届人大与历届人大的少数学者之一。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45页。继续以革命的方式建设，还是依靠制度建设呢？成文宪法制本身要求以法治为治理方式，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是共识。
在刚刚经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等武装斗争之后，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国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要说常在的制宪机关，即使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制宪权，也是受到成文宪法的怀疑甚至否定的。
[42]毛泽东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也说宪法的根本原则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人大制度的选择也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考虑。比如，施密特就是从威玛宪法中抽象出威玛德国的五项实定宪法。
而唯有将全国人大抬高到制宪机关的地位，才能忽视实定宪法对它的限制，以求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自颁布至今，现行宪法之所以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不断保持有效并发展，不是因为它坚持人权保障这一根本规范，[55]而是因为它基本符合制宪主体（人民）的制宪权意志，并且正确补充了被回避的政治决断——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依法治国，这才是它能一直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原因。
五四宪法所反映的实定宪法是不完整的，这种妥协性使得实定宪法被后来的政治运动做了反向修改。[9]童之伟不但认为全国人大不具有主权机关的至上性，而且还认为其也不是制宪机关，更不是常在的制宪机关。但是，七五宪法在承认第一项政治决断的基础上，在成文宪法之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变了第二项政治决断的发展方向，几乎否定了通过法律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以人治、党政不分为手段的治理模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八宪法。制宪权、制宪主体的宪指的是实定宪法，而制宪机关的宪主要是从形式上指宪法法。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这种治理方式，作为实定宪法的第二项核心内容被最终确立。从荆知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民初立宪只能算是失败的尝试，因为它所表述的实定宪法，既不能代表制宪主体的制宪权意志，也不是主要政治力量所达成的共识
[66]而且，现行立法也基本是以此来进行制度布置的。[78]如张国其等12人与浙江省人民政府案，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复决字[2006]53号。
第三，一个完全经不起推敲的问题是，法院真的没有能力审查土地征收决定吗？从司法技术层面上来说，答案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任何一个法院及其法官们都能够胜任此类事务。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肯定性裁判是法院系统的主流立场，但并不代表其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